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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博物馆遭强拆案开审原告索赔29亿拒调

发布时间:2019-10-13 05:28:11

  私人博物馆遭强拆案开审 原告索赔2.9亿拒调解

  上海唯一的私人奇石盆景博物馆去年4月被强拆,价值数亿的藏品不知所踪。博物馆拥有者刘光嘉一家把闵行区政府告上法庭,索赔额度高达2.9亿,成为“最贵强拆案”。  强拆发生后一年多,此案终于在昨日初次开庭审理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也格外开放,公民和媒体可自由旁听。因为案情复杂,原告方念完起诉书已花去半天时间,随后双方围绕证据展开激烈辩论,焦点之一就是博物馆是否属于强拆范围。刘光嘉的儿子刘文浩直指政府人员在强拆过程中还有“抢劫”行为。  庭审今天还将继续。  案由   博物馆遭遇强拆洗劫  20年来,奇石盆景博物馆成为刘光嘉唯一的心灵寄托,他每天就生活在博物馆里,照料多年来的悉心收藏。  这个现年75岁的老人,曾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,退伍后的几十年时间,赴新疆、青海、安徽等地搜集了大量盆景奇石和古玩字画。  1990年,经转包出让,刘光嘉接手了紧挨自家宅基地的养殖场。随后他用红墙把4800平方米的院落围起来,利用养殖场和空地搭建起一座私人博物馆。价值数亿元的文物、藏品,上至唐宋下至明清的大量古盆景,还有数千条价值上千万的锦鲤鱼,完全对社会同好开放。十几年来,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。  博物馆所处位置原本比较偏僻,但随着地铁5号线规划获批,刘家博物馆到地铁剑川路站直线距离不到100米,这块土地的价值不言而喻。博物馆所处地段被地产商选中,经营多年的博物馆面临拆迁。谈判始终在拉锯进行着。  据刘光嘉描述,2012年4月27日清晨,刚起床的他发现家里冲进一批身着迷彩服的陌生人,其中一人迅速把他左胳膊弄脱臼,用黑布蒙上脸,抬到门口的面包车上。刘光嘉的老伴刚动完乳腺癌手术不久,正在屋里吃早餐,四个陌生人把她架出门口,塞进另一辆面包车被拉走。  两人被控制在金平路一处毛坯房内。家里的保姆和四名花匠也同时被拖上车拉到同一地点,身上物品全部没收。一名保姆在下午5点左右被放出来,她用身上仅有的100元买了卡,联系到刘光嘉的儿子刘文浩。  等刘文浩带人把父母接走时,已是事发30个小时之后。原先的奇石盆景博物馆,此时已是一片废墟。曾经刻有“上海奇石盆景博物馆”的大石头,“博物”两字被石灰抹去,石头也被敲碎。刘文浩称,不但院内奇石盆景、古玩字画荡然无存,屋内的玛瑙、翡翠、象牙、和田玉、50万现金、保险箱内的黄金等也都消失了。仓库里的几箱红酒、院里养的十几只鸡,都没有剩下。更让刘文浩不能接受的是,他看到奶奶的墓碑也被破坏,老人骨灰不知所踪。  而强拆发生的时间点也颇有些蹊跷。事实上,4月26日,刘光嘉已与开发商达成协议,由拆迁方一次性补偿8000万元,刘家则在别处找地儿搬迁博物馆。当天,他家看门的3条狗奇怪地失踪了。第二天,强拆不期而至,补偿至今也未兑现。  博物馆此前曾被上海《晚报》等媒体配图报道,刘文浩从2012年5月份起着手搜集这些多年前的报纸。不懂上的他,开始学习使用微博,向曾经的参观者们征集照片。他在此基础上,复原了博物馆全貌。  刘文浩在2012年5月走上信访程序,被告知这是司法强拆,闵行区法院出具过强拆的法律文书。刘文浩向法院递交诉状,法院并没有给刘文浩书面裁定,但提供了司法强拆的相关档案,证明强拆是在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实施的。  交锋  博物馆是否属于强拆范围?  昨日的庭审中,刘文浩提出近20项诉讼请求,除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,索取赔偿,要求区政府以书面形式道歉外,还要求返还屋内的50万元现金;玉镯、翡翠、项链等贵重首饰;清代名家书画、象牙雕刻、犀牛角、恐龙蛋,以及唐代、宋代、清代的古桩盆景等藏品。  此前的庭前证据交换时,政府方律师曾提出,刘文浩拿征集来的博物馆过去的照片证明其中有诸多藏品,并不能证明拆迁当天屋内也有这些藏品。此次庭审,刘文浩把从强拆当天公证处拍摄的视频截图也展示出来,证明强拆当天藏品都在。  “要求你们赔偿的都是有照片的东西,而且是你们自己拍的照片。”刘文浩说。  双方当天争议的焦点之一,是博物馆的实际面积。针对刘家提出的博物馆面积4800平方米的说法,政府律师认为,实际面积应为2300平方米,并称附近其他村民也觉得博物馆面积没有4800平方米这么大。刘文浩指出,博物馆被强拆后,毫无痕迹,但络卫星地图上依然保留了上海奇石盆景博物馆的地址等信息。通过卫星地图等资料,可推算出博物馆面积。刘文浩多次提出,要求闵行提供相关地块的宗地图,并具体说出2300平方米面积的根据。  博物馆是否属于强拆范围双方分歧也很大。区政府的律师认为,政府之前已取得强拆的相关手续,被许可的强拆目标是“潘家43号”,博物馆的门牌号也是“潘家43号”,因此也在拆迁范围内。  但刘家认为,家中《宅基地使用证》记载,宅基地面积只有582平方米,根本容不下庞大的博物馆。门牌号码编归公安负责,但宅基地面积归房管局管,不应以门牌号认定宅基地范围。  区政府律师又提出,刘家人都是非农户口,不存在拥有宅基地的问题。  针对区政府律师提出的“刘家的私人博物馆没有登记备案”,刘文浩表示,家中只是在搜集到足够藏品后才会想到建博物馆,而后多年登记未果也是因为政府不当干预。  刘文浩指出,区房管局发放的拆迁许可证是无效的,实际拆迁面积也超过许可的面积。被告律师提出,本次审理的案件核心是强拆组织实施的依据,之前行政文件是否合法有效不是今天讨论的内容。  现场  拆迁人员是否“抢劫”?  在陈述诉讼请求时,刘文浩指出,强拆官员在现场还有“抢劫”行为,并指出公证处视频中留有强拆者的录音。对方律师打断称,刘家这是在断章取义。  事发将近一年后,刘家从区政府得到区公证处在2012年5月7日出具的公证书,其中附了一段现场财物保全公证视频。北京青年报在此前获得一份视频拷贝,在昨天以《强拆视频录像曝光 官员疑似现场分赃》为题对视频部分内容进行了报道。  查看文件属性可知,这段11分44秒的现场视频在2012年5月22日经过剪辑修改。北青报看到,视频很多镜头朝地面拍摄,刻意不拍强拆者,对屋内墙上字画等物品也多是一扫而过。但视频中,保留了强拆者的对话录音。  强拆者讲的多为上海地方土话。刘文浩专门请方言学者对每句话的正确意思出具意见,并为视频配上方言和普通话双字幕。  视频扫过拆迁现场一警察的头部,警察眼睛盯着地下室。可听见地下室方向有人说:“当心,当心,从这里绕过来。”随后视频出现跳帧。接下来的视频中,镜头跨出厨房走向二楼,这时可听见画外音:“里面藏着什么东西?……好一点的镯头(手镯)有吗?要老价钿(昂贵的)镯头。”  在刘文浩夫妇的卧室内,拆迁人员找到一个保险箱。有人问:“这里有玉器之类的东西,可以拿吗?”旁边有人哈哈大笑。另一个声音说:“算你们的了。”视频随即被切断。  中断后又开始的视频扫到的房间角落,物品已被清空。在酒柜玻璃的反光中,可以看到屋内四个人的影子。其中一人问:“钞票给他的时候,他没说什么吧?”另一位系爱马仕皮带的人说:“我不清楚,钞票是被派出所拿走的,我们不过是经经手而已,一个小的保险箱……”  短暂对话后视频中断,随后又有人说:“这些东西我都要。”另一人说:“这套东西最便宜,我和你说,价钱都是算得出的。”“你派个镇上的人,好好地给我打包,不要让它……”(视频中断)  刘文浩认为,虽然视频没有拍到分赃的画面,但这些对话显示,拆迁者在现场就对博物馆内藏品和刘家人的物品进行分赃,而公安人员就在拆迁现场。  视频开始时,有声音反复提示:“不要把我拍进去。”还有人称:“不知道你们是否清理光了?不然待会儿我们跑上去就麻烦了。”  刘文浩此前要求区政府提交原始的视频资料,但该资料至今未提交。  昨日庭审中,对方律师起初对视频并未直接回应。但在庭审临近尾声时,该律师称,自己早上就看到了《北京青年报》的报道。据他介绍,视频中说话的都是公证处的工作人员。当天,公证处副主任老朱带着12名公证人员到现场,分成四个组工作。三组负责室内,一组负责室外。他表示,视频中说“把东西拿走”,未必就是分赃,也会是对财产进行保全。  视频中的人究竟是谁,他们是否在就地分赃,最终还需要法庭裁断。  诉求  要求道歉,拒绝和解  家里遭遇强拆后,刘文浩暂停了自己的工作,全力为此案奔波。针对公证处提供的视频,他聘请专业视频团队,检查视频是否经过剪辑,确定每段拍摄的时间,并模拟出公证处视频拍摄的路线。  最终,各种文件、照片汇总成的证据幻灯片文件,就有140多页。针对闵行区政府提供材料的质证意见,有将近10万字。为了方便法庭展示,刘文浩还将公证处提供的视频配上字幕,把幻灯片制成视频以供播放。  这期间,刘家人曾接到去领取被强制搬迁财物的通知,但刘家人认为公证书没有真实登记博物馆内财产,拒绝配合领取。2013年9月23日,法庭组织原被告到金平路777弄进行财产清点。现场开门的是颛桥镇动迁办干部。刘家人发现,很多珍贵的藏品仍然不知下落。刘光嘉夫妇房内装着黄金的保险箱,也仍然没有归还。  刘文浩怀疑,有些藏品早就被拆迁者私下倒卖。在闵行公证处的一份《现场记录》中记录,一些盆景由五辆卡车运送到上海绿神生态园艺有限公司。公司的页显示,这是一家高档盆景进口和苗木销售代理公司。  “财产损失无法挽回,最终我就是要一个说法,所有的违法者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。”刘文浩说。最让他不能接受的,是他奶奶在院内骨灰的遗失。  昨天的法庭上,他特别提出要求赔偿奶奶骨灰灭失导致的精神损失。刘文浩说,他的爷爷和四个儿子曾分别参加抗日、解放和抗美援朝三场战争,其中长子阵亡。而在强拆中,父母持有的《革命烈士证》、《上海市烈士骨灰寄存证》一度失踪(后被返还),家里的六枚军功章至今下落不明。他的奶奶作为“烈士之母”,连墓都没有留下来。  在2013年11月拟定的最后诉讼请求中,刘家人用鸡蛋大的黑体字注明:不调解。最终的索赔额度达到2.9亿,其中藏品、财产损失2.1亿,博物馆重建、物损等0.8亿。这也使得本案成为中国国家赔偿制度启动以来索赔数额最高的案件。( 赵卓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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